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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在广州，和五条人喝酒
「很多人一辈子都不太会使用工具。但五条人在做打口、摆地摊的时候就知道，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只有发出自己的声音，唱自己的歌。工具是次要的，表达是第一位的。而且这种表达的迫切、非表达不可的精神是艺术的。当你被迫加入一场自卫、打斗，你只能抄起一个东西，你会拿最熟悉的（东西）。五条人就拿起了方言，拿起了破吉他，拿起了不是很专业的、不是很豪华的、不太准的手风琴。」
文｜赖祐萱
编辑｜槐杨
01 广州欢迎你
穿过一尊怀抱金元宝的弥勒佛，穿过油腻腻的红灯笼，穿过端着糖水的伙计，我走到「老爷」包厢的门口。推开门，阿茂正梗着脖子吐烟圈，仁科的脸从刘海下仰起来，喊道，来啦，坐坐坐坐坐。
8月14日，在酒店待命五天后，我终于在广州海珠区这家广式啫啫煲餐馆见到了五条人。这个总被问「到底有几条人」的乐队，全员4条，主唱仁科、阿茂，鼓手长江，贝斯手牛河，今晚都在。最近太忙了，经纪人说，这是几番腾挪后唯一能安排采访的时间，一顿晚饭的时间，这之后，他们也不打算再接受采访了。像个勉力的句点——但仁科说，「今天这个结局不完满。」他设想的完满结局是，「你最终没有等来我们，只好回北京了。像卡夫卡的《城堡》一样。」
7月25日，五条人参加的综艺《乐队的夏天》播出，那晚，仁科坐飞机，长江在饮酒，牛河在演出，阿茂呢，热火朝天地跟朋友打德州扑克。话题#被五条人笑死#上热搜了。阿茂瞅一眼，才十几，没事，接着打。但是越来越不对劲，第五了、第一了，阿茂输了两百多块钱。朋友劝他回家，他握着手机，发现手机卡得比蜗牛还慢，消息、电话灌进来，微博消息几千条，他只好关掉了提醒。
变化扑面而来。五条人说，原本只当《乐夏》一轮游，游完了还要回来做新唱片，没想到，几番淘汰又复活，最终用红色塑料袋兜起了一座亚军奖杯。成军12年的老乐队，如今最为人所知的标签居然是「好笑」，2020年，一个魔幻的夏天。
连这个珍贵的夜晚也是魔幻的。接受我采访的同时，他们还要参与QQ音乐的在线问答。仁科、牛河回答问题，长江点菜，阿茂用茶水汆烫餐具。小玻璃杯烫好了，阿茂特意拿起来，向着灯光转了转，嗯，洗干净了。倒上德国教士啤酒，阿茂独自与我碰杯，「来，广州欢迎你。」
鸡肉啫啫煲、墨鱼仔啫啫煲和芥蓝啫啫煲争先滋啦滋啦地端上来，烟雾弥漫了包房，墙上的玛丽莲梦露也朦胧了。他们热烈地讨论食物，咸了，淡了，清蒸鲈鱼要搭配半颗柠檬挤出来的汁，不多不少，混合香茅气息更加迷人。一盘冰镇苦瓜仁科最喜欢，生苦瓜切片，浸泡在冷水里，旁边一碟芥末酱油作为蘸料。夹起一片，蘸了芥末，放进嘴里，仁科闭着眼享受了五秒。「完美啊！」一圈转下来，最后轮到我品尝，长江特意说明，平常苦瓜会摆在冰袋上，这家店不知道为什么泡在水里。
包厢突然安静下来，所有人愣愣地盯着冷水上漂浮的油花儿——是的，每个人都在里面洗了一遍筷子。仁科噌地站起来，绕过半张圆桌，端起那盘冰镇苦瓜，放在了烫碗筷的茶水旁边。不吃了。
对吃很讲究、对采访不太讲究的仁科始终认为今晚的见面破坏了他心中的传奇性。最好他不来，我见不到，打道回北京。他说，欧洲有个艺术家，每次采访都会派个替身去，「爱怎么回答怎么回答，不讲究。」阿茂笑起来，「你现在是在跟他的替身讲话呀」，他又碰了碰我的酒杯，「来，再一次，广州欢迎你咯。」
参加《乐队的夏天》的五条人
新世纪来临前，「广州欢迎你」对阿茂和仁科来说还很遥远。他们还住在海丰小镇，有过一段富足的日子。泥瓦匠出身的阿茂爸爸攒了些钱成了包工头，生意兴隆，1998年举家迁徙海丰县城。仁科爸爸开了酒楼发廊和卡拉ok厅。不久，两位父亲的生意都遭遇失败，仁科跟着爸爸四处躲债，后来学美术，打工，在贝雕厂半年画了1000多个贝壳。
他们记忆里的海丰，每日吹来咸咸湿湿的海风，乡里乡亲关系紧密，祭祖场面热热闹闹。年轻人流行戴墨镜，梳四六分头发，唱卡拉ok，天花板上闪灯球的那种，或者骑摩托到东门头打台球，总会在那里遇上很多倒港币的人。公交载着空气没人坐，新天桥造好了，大家依旧在桥下乱穿马路，公园只建了一个门，到处都在吵，路口耳聋的都被震怕了。
十几岁时，阿茂因为魔岩三杰迷上摇滚，高中时，在广州上大学的哥哥给他带回打口碟听，怎么听得够呢，他想，去广州肯定买得更多，资源更丰富。还没搬进县城时，爸爸上广州探望哥哥，回去跟阿茂说，大学好大好大，就像咱们镇这么大。阿茂想，一个大学都这么大，广州到底有多大？他去广州玩了一趟，天桥、隧道、高架桥、楼房大厦，怎么这么大这个地方？一个崭新的、奇幻的世界在阿茂面前呈现出来。2001年，高考落榜，他真的来到广州，坐车错过了一站，为了省一块钱，他走了好久。在马路上，他不断张望。「好奇心，真的是。」
他跟着哥哥住在华南师大的宿舍，东19楼，每天哥哥上课，他就去图书馆看书，到处蹭电影课，还参加了一位老师的电影拍摄。得养活自己，他在音像店打了三天工，这可能是阿茂这辈子唯一打过的工，赚了40块钱后决定辞职，自己当老板，卖打口唱片。
三年后的春节，不想再画贝壳的16岁仁科在「海丰原创音乐会」上遇见了阿茂，几个月后，他追随阿茂，上广州，当走鬼，卖盗版书。并不是他想来广州，他只是，想离开海丰。
穿着人字拖上节目的仁科和阿茂
《海风》
你要跟我一起走吗
有辆车在等我
马上就要载我离开这个县城
我想带你到外面逛逛
看看这个世界究竟有多大
……
海风啊
海风哦
它吹到哪儿
哪儿就有人在唱歌
……
02 立足宇宙，放眼世界
回到这个五人围坐桌前但有很多网友参与的饭局——有人问，五条人最喜欢的导演分别是谁？
最好别跟他们聊电影，一聊就停不下来。他们稀里哗啦说了一长串名字，至于「最」……仁科说，阿基考里斯马基；阿茂说，罗伯特·布列松；长江说，雷德利·斯科特；牛河说，周星驰！牛河又说，头天晚上他刚看了一遍《天堂电影院》，又看了一遍《罗马假日》。
阿茂兴奋起来，「我真的很少看电影看哭，很多年前看天堂电影院，很感动，不知不觉泪留下来了。」他转过头，盯着我，「真的很romantic的。」他开始和牛河聊不久前去世的莫里康内，聊起被片尾无数个接吻镜头冲击的心情。牛河哼唱起《天堂电影院》的旋律，阿茂又把自己的酒杯满上了。仁科又答了一题，他长舒一口气，吃两口喜欢的酸菜鱼，以及，答理一下对面的我。
「第一季乐夏你们怎么没有去参加呢？」我问。
「因为我们不想上电视啊那时候，怕太火了，很不方便。」仁科说。
「现在火了，会不会有压力？」
「所以我们吃饭要吃包厢」，仁科说，「以前大排档，随便。上次在北京嘛，坐在那里，又签名又合照，很麻烦。可能再过两天，这个风声过去了，我们就可以在外面吃啦。」
以前是「立足世界，放眼海丰」，现在的五条人说他们要「立足宇宙，放眼世界」。新歌《地球仪》和《食醉狗》，都在尝试一种新的音乐语言，更接近世界，更接近宇宙。网友问，《食醉狗》的灵感来源是什么？仁科说，因为每次都在台上喝酒，喝着喝着写出了这首歌。
接下来的问题，都跟酒有关。
-喝了吗现在？
-正在喝。
-谁的酒量最好？
-一个长江喝翻3个阿茂，一个阿茂喝翻3.14个仁科，仁科只能跟牛河喝咖啡。
「分别用什么酒来形容这首歌里的乐器？」
这个问题令五条人陷入漫长的讨论。李剑鸿的电吉他是「生命之水」，阿茂的木吉他是梅子酒，仁科的电吉他是威士忌、手风琴是IPA，长江的鼓是52度酱香型白酒，牛河的贝斯是一杯没有燃烧的苦艾酒。其实，牛河根本没喝过苦艾酒，仁科非要他写上去，仁科说，没有燃烧的苦艾非常牛逼，和牛河这次的贝斯一样牛逼。
显然，仁科好酒。一番精心挑选，他给自己的手风琴匹配了IPA，一种精酿啤酒。这酒源于英国，当时前往印度随船运了很多木桶啤酒，路途漫长，还没到印度啤酒已经坏了。后来为了防止啤酒腐败，工厂下了很多猛料，延长发酵时间，无意中制造出一种全新的味道。说话总是简短跳脱的仁科完整地讲述了这段历史， IPA苦味极强，香味极强，仁科觉得，他的手风琴也是这样。
拉着手风琴的仁科
他们的音乐也是这样。
2008年乐队成立前，阿茂和仁科在广州做「走鬼」。生活很拥挤，11个人租住在五十多平米的屋子里，仁科是客厅的「厅长」，夜里睡觉时，老鼠会踩着他的脸跑过去。盗版书在城管某次行动中被缴获，而后，他也加入到卖打口碟的行列。
深圳电台《行走的耳朵》主持人涂飞曾和阿茂仁科一起度过那段「走鬼时代」。2000年往后的几年，大量被欧美市场废弃的唱片流入中国，成为一代人的精神食粮。他说，卖打口唱片的摊贩们也有鄙视链，好点的混个档口，再不济去大学，蹲在天桥的流动铺头最糟糕，仁科阿茂就是这样，卖的货也糟糕，比不起档口，被人挑剩下的才轮到这里，涂飞笑道，「他们卖的都是垃圾中的垃圾。」
但「为了卖，不得不听」，涂飞说。仁科和阿茂在垃圾堆里寻找，找到了汤姆·威兹、鲍勃·迪伦，他们疯狂地听，饥渴地听。「你付出了体力，付出了脑力，最终获得了一个好吃的食物，你就会不停地咀嚼它，嚼上个10000遍，你每次都觉得是新鲜的，这种感觉太好了。」涂飞说。
还有很多小语种的音乐，西非的，中东的，南美的，遥远的古里古怪的语言，在音乐的世界里丰富地存在。阿茂记得有年进货，在「垃圾」里发现了一张很棒的小语种打口碟，他赶紧抓住这条漏网之鱼，假装很淡定，跟老板说，「这张也是垃圾嘛，我随便听听」，放在淘货的袋子里。可是一进家门，他大叫一声，整个人跳起来。
那些芜杂的打口碟是五条人潜移默化的启蒙。有一天，阿茂发现自己在用海丰话唱歌。海丰话又称福佬话、潮汕话，属于闽南语系，有8个声调，保留了很多古音。阿茂说，自己普通话说不准，讲海丰的故事，用海丰话来唱再自然不过。海丰话创作，他们觉得要比普通话更难些，多音调的词要匹配上音乐、节奏，对不上的话容易把词的音调变了，唱「倒」了，听起来怪怪的。仁科觉得，写得最好的状态，是唱出来的旋律和说的很接近。
那时候他们没想过太远的事情，组乐队，出唱片，都想不到。一切都是野生的，录歌就是一只录音笔，一首一首录下来。2006年春天，仁科在石牌村的小房间里写了一首歌，《时间是某天上午》，歌里他谈论死亡与忧郁，「某天早晨起来，我发现我死于忧郁，我的朋友告诉我，鬼才相信你。」
2007年，流动摊贩遭到严打，仁科和阿茂钻进出租屋，一边继续做点打口唱片生意，一边坐下来，好好写歌。一年后，五条人乐队正式成立。最初只有他们两个人，后来有了鼓手加入，离开，来来往往，核心还是阿茂和仁科。
2008年，他们在广州认识了周云蓬，两次给周云蓬的演出暖场。刀马旦唱片的创始人佟妍听到了五条人的歌，决定给他们出唱片。次年，五条人第一张专辑《县城记》发行，拿下《南方周末》年度音乐大奖、第十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民谣艺人奖等七项大奖。《南方周末》颁奖词这样写道：「这张专辑舒展了原汁原味的乡野中国，在音乐日趋娱乐化的大背景下，它无异于『盛世中国』的音乐风景画，它所富含的原创性彰显了音乐的终极意义——吟咏脚下的土地与人。」
五条人在获奖感言中说：用母语歌唱，首先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自然」，而不是另一种更高意义上的文化内涵。其次，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的距离和隔膜，是一个客观存在，语言问题在这里只是一个很好的「借口」而已。他们还说，会把南方周末的这份「特别致敬」理解成：不是颁给《县城记》这张专辑，而是指向活在大城市、小县城里的每一个平常人。
很快，第二张专辑《一些风景》出来，又获得了当年的华语传媒音乐大奖最佳乐队及最佳民谣艺人。接着是《广东姑娘》、《梦幻丽莎发廊》、《故事会》，他们像是裤兜里装满写好的歌，随便掏出来一些就能变成一张专辑。
五条人成为一个不疾不徐发展着的乐队：线下live的门票从10块到20块，全国巡演跑了十几个城市每人赚了80块钱，再到经常参加国内外各种音乐节，每一场室内专场演出都会爆满，他们一点一点地收获诚恳的粉丝。涂飞在深圳开了一家名为「旧天堂」的书店，每次在书店里举办五条人的小型演出，都有20、30个和仁科阿茂年纪相仿的年轻人开车5小时从海丰来深圳看他们，看完，再开5小时回去。
涂飞觉得，五条人的音乐是从行动里来，从垃圾堆里来，他们能随时随地抄起家伙，活下去。「这是艰苦卓绝的地摊生活的自我教育形成的一种朴素价值观，其实是再简单不过的观念，但很多人被文化控制了，被他们所学、所受的教育绑架了，他们想不清楚一些特别基本的道理。」涂飞说。
「很多人一辈子都不太会使用工具。但五条人在做打口、摆地摊的时候就知道，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只有发出自己的声音，唱自己的歌。工具是次要的，表达是第一位的。而且这种表达的迫切、非表达不可的精神是艺术的。当你被迫加入一场自卫、打斗，你只能抄起一个东西，你会拿最熟悉的（东西）。五条人就拿起了方言，拿起了破吉他，拿起了不是很专业的、不是很豪华的、不太准的手风琴。」
关于五条人身上的生命力，音乐人梅二举了个例子。2011年冬天，五条人去上海录《一些风景》，梅二负责接待。他们提出了住宿要求：加鼓手三人的住宿标准是一天100块，还得离位于市中心的录音棚近。梅二找了半天，找到了唯一符合他们要求的旅馆：一个潮湿肮脏的地下室——四个人都崩溃了。
但没几天，梅二发现，他们已经住上了录音棚楼上的锦江之星——以一天100多块的价格。梅二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他相信这是多年走鬼经验带来的，「他们身上有那种特别能讨价还价的能力，我很佩服，我去谈肯定是谈不下来的。」
充满浓郁五条人风格的演出海报
《很多很多》
节假日的时候购书中心门口
摆地摊走鬼的小贩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一个城管跟一个走鬼说
哎今天生意不错卖了很多哦
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卖打口碟的黑哥说我箱子里
CD很多世界上所有音乐都有
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卖盗版碟的阿兄说
我家里有十个孩子
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03 大地与天空
饭局进入后半程，五条人终于回答完网友提问，抽烟的抽烟，扒饭的扒饭，仁科舀了一大勺腊味煲仔饭，精力还是放在桌子中央最大盆的酸菜鱼。分秒必争地，他向我说，「来，我们可以开始了。」
我问仁科，最近几年世界变化很剧烈，一切好像突然都加速了，五条人的创作会受到什么影响吗？
仁科说，「我们以不变应万变。」他总觉得，创作需要这些刺激，世界刺激他们，他们的歌也在刺激着世界。
牛河突然收到一条信息，广东陆丰刚刚查出一例新冠肺炎患者。「麻烦。看来最近是不能回海丰了」，仁科说，「这场疫情影响了太多的人」。
「不单单是我们」，阿茂接着说，他看到很多年轻人的雄心勃勃被推翻了，「它本身提供了一个人重新思考世界的契机。」
参加《乐夏》之前，2020年大半年，仁科和阿茂几乎没有收入。有人问他们为什么上乐夏，仁科答，为了名和利。为了名和利他们终于忙碌起来。因为「没时间上班」，鼓手长江和贝斯手牛河都打算从原来的琴行辞职，离开稳定的收入，全心全意跟着仁科阿茂四处演出——长江是打击乐专业，毕业后本来打算回老家挖煤，老爸突然开了个煤窑，对他说，不来挖煤也行，你看着办，长江于是决定去打鼓；牛河小时候被算命先生夸手相好，将来肯定是个大老板，牛河说，他做音乐是想证明手相是错的，他当不了有钱人。
今天正好是长江辞职的日子，大家举杯共同祝贺了他。接下来的半年，他们的演出、演讲已经排满，还有一段时间要连续4天飞4个城市。
「你看，我们怕红就是怕这一点。」仁科说。
想象过红，想过这么红吗？我问。
「当然。我预见过今晚的场景，你们《人物》要来，我也想象到了。」
长江突然大喊了一声，「原来是《人物》？忙着点菜都没注意。」阿茂补充，「40年了。」仁科说，「快，我们都要把领带打起来，接受采访呢！」
——他们叽叽喳喳了一阵子，然后发现，长江认错了，他以为我来自一本叫「母语」的杂志。虽然不知道这个误会是如何发生的——但这个场景，很五条人。
上《乐夏》走红后，他们接受了一些视频采访，效果怎么说呢？B站上，有一个视频标题就叫「五条人接受娱乐媒体采访，记者根本架不住仁科」。参加乐夏衍生节目，五条人谈起音乐，饭桌上说走就走，说唱就唱，停不下来。主持人臧鸿飞坐在主位，不停擦汗，说，「他们今年要是火了，要逼疯多少主持人。」这些已是「名场面」。他们不愿意也不能够被放进某种简陋的叙事模板。
节目中途换曲的五条人
2010年，丽江束河古镇音乐节，天降大雨，舞台上的顶楼的马戏团贝斯手梅二看到，远远有两个人在pogo，在大部分人静默站立的大雨中，这两个人显得非常惹眼。当天，在一家餐馆，他又看到了那两个年轻人，浑身泥巴，鞋子湿透。梅二觉得这两个人可爱，互留了联系方式，才知道这也是个唱方言的乐队。
第一次听《县城记》，梅二啥也没听懂，唯一能听懂的只有那首《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可是他还是强烈感到一种「惺惺相惜」。在北方语系占据强势地位的音乐领域，南方语系的表达总会显得与众不同。顶马唱上海话，五条人唱潮汕话，都是用方言创作的乐队，互相听不懂，互相挺欣赏。后来形成惯例，顶马去广州，五条人暖场；五条人来上海，顶马就做嘉宾。
2012年，梅二去了海丰，他以为海丰是原始的、乡土的、粗粝的，会在街上看到有人骑着车牵着猪，就像五条人歌里唱的。但是，他发现，海丰就是千千万万普通县城中的一个，县城中心有个商场，商场里有电影院，有麦当劳和肯德基，一条笔直的主街上，有各种各样的小商铺。为什么人们提到五条人总是提到海丰？梅二觉得，那是因为城市里的文艺青年，总是透过五条人的歌对县城有了油画式的幻想。
但是，五条人已经离开海丰很多年了。
2009年左右，作家叶三喜欢上五条人的音乐也是因为海丰，她是北方人，方言带来陌生。她曾经以为五条人会走上台湾美浓客家话乐队交工的路——彻底方言下去。但是，也许五条人对乡土表达没有那么多欲望，也许他们要往更广阔的世界走，这些年，他们的音乐中普通话作品越来越多。
2016年，叶三在草莓音乐节上认识了五条人，而后他们成了朋友。叶三记得，有年她去旧天堂参加活动，结束后有海丰生意人请五条人吃饭，席间，阿茂去应酬，而仁科和她坐在一起，谈丹尼斯·约翰逊和他的小说《火车梦》、《耶稣之子》，谈罗伯·格里耶，「结结实实聊了一个小时文学」。
仁科与阿茂，密不可分，又十分不同。仁科写小说，画画，是文艺青年，阿茂则得体、可亲，「如沐春风」，梅二说。有一年，在香港，梅二遇到五条人，仁科和女朋友去看电影，阿茂则担心梅二不会说粤语，陪着他去坐双层巴士，去看海。
这些年，仁科与阿茂之间的分工微妙地发生着转变。最初的海丰话歌曲大多是阿茂写的，接受采访也大多是阿茂回答，早期纪录片拍下了一个羞涩寡言的、年少的仁科。渐渐地，仁科承担起更多，他写了很多普通话歌曲，阿茂在乐夏里评价他，「话多」。叶三觉得，「阿茂离大地更近，仁科离天空更近。」梅二说，他更珍视他们的海丰话歌曲。但是当然，一个乐队不会一直留在某地。
乐评人张晓舟在《豪猪或走鬼》里写道，最初《南方周末》评价五条人的「原汁原味乡野中国」的提法并不准确，「首先，五条人的混沌民谣既不城市又不乡野，它更像是城市和乡野之间无家可归的私生杂种。另外我们也不能因为这几个曾经的打口贩子唱了方言母语就觉得他们『原汁原味』了，所谓『原汁原味』既不是，也不可能，更没必要，成为他们的身份和追求。」
五条人和海丰渐行渐远，人们再次谈论五条人，不应该再把他们放在海丰语境中去，「估计他们已经烦死了。」梅二说，仁科阿茂已经到广州将近20年，哺育他们的不是海丰，而是广州。梅二觉得，五条人一辈子也写不出野孩子《黄河谣》那样的歌，他们也不会写出《海丰美食》，他们从来不是歌颂家乡、歌颂母亲河的人。他们并没有觉得海丰有多好，相反，他们写那些魔幻，写那些可笑，把潮汕人的幽默、调侃和自嘲都放进关于家乡的歌里。
五条人第三张专辑封面
《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
十年水流东啊
十年水流西
少流几年行不行呢?
连鬼都不知道
旧年的番薯不比
今年的芋头呀
04 尴尬美，赤子心
啫啫煲们静默下来。点的四瓶啤酒喝完了，阿茂又追加了两瓶，饭局终于变成了酒局。酒可能已经是他们日常不可或缺的东西，上台表演前，他们都会喝酒，有时候是波特酒，有时候是啤酒，有时候是杰克丹尼威士忌。「在舞台上，走哪儿都能触碰到酒。」不怕喝多，断片了也能继续唱。只有鼓手长江，会等到演出快结束时才开始喝，鼓需要稳定，舞台也总需要有个人开始清醒。
我问，从海丰到广州，到珠三角，你还想到更远的地方去吗？
因为啤酒，阿茂明显放松了，他突然开始说起一长串话。
「《县城记》《一些风景》是写海丰的人、事。但我们都在广州，大部分是在广州写。那种感觉就是，你离开了这个地方之后，你才可能会静下心去想。你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你会厌恶、烦躁或者真的讨厌也有可能。但一旦你远离它，你会去想，想这个地方，说不定有一些好玩的事可以去触动你。」
到广州后，他们开始唱海丰；离开广州去巡演时，他开始疯狂想念云吞面和干炒牛河。他们也离开了走鬼时代居住的石牌村，去年年底，因为拍央视那部纪录片，他们又回去看了看，地面干净了，认识的人搬走了，只是小卖部的老板还在那里，照例发福了。那段时光如果有什么特别值得怀念的，一定是岗顶购物中心4楼，那是阿茂仁科曾经的天堂，也是打口唱片的天堂。4层全是卖打口碟的档口，阿茂每天都会走10来分钟去那里看看，每天，没钱买也要去看看。
那是一个很饥渴的年代，他想要听更多的音乐，想要看到更大的世界。他抵达广州的2001年，岗顶正要迎来自己最鼎盛的时期，2007年后，数字音乐的出现让打口碟渐渐没落，那里的辉煌也消失了。
阿茂沉浸在过往记忆中，沉默许久的仁科跟了一句，「彻底没了。彻底彻底没了。」
但那种饥渴仍在。「一直很饥渴。慢慢地你会更饥渴，听得越来越多。」阿茂说。
图源网络
从2008年开始，五条人每年春节都要回海丰办一场「五条人回到海丰音乐会」，很多乐迷因此到那里过年，顺便游游潮汕。2017年春节，这个音乐会未被批准。叶三想，那就不去海丰了，但阿茂神神秘秘地说，你来。到海丰才发现，他们在一个小学礼堂里摆好乐器，开始表演。没什么观众，都是朋友，但仁科和阿茂做了全套妆发，还搞来一个摄影团队，带着大摇臂，给他们拍纪录片。
「他们特别松驰，他们的音乐、歌词里面，有一些挺深刻、挺沉痛的东西，但是他们的生活态度永远是放松的，松驰的，有自嘲精神的，这是我最喜欢他们的地方。他们在各种环境中，你都不会觉得他们紧张，所以他们也不会让别人紧张。」叶三说。
「松弛」几乎是每个朋友提起五条人时都会选择的词汇。涂飞说，他们的松弛和娱乐精神让他们闯入了这个搞人设的综艺世界，但也是如此，让他们显得那么与众不同。他们不担心失去，也没有想要索取，对于综艺，他们不像别人看得那么重，不像别人看得那么不堪，也没有纠结的心理斗争，「不，他们连纠结的欲望都没有，就是能搞就搞无所谓，大不了一杯酒灌下去，搞完拉倒。这是很牛逼的，不犹豫不纠结，纵身一跃，开心就好。」涂飞说。
决赛那天，五条人请来好友、吹管艺术家老丹，前鼓手邓博宇，共同完成《乐夏》最后一次演出。涂飞觉得，他们并不在乎请来多大牌的嘉宾站台，在意的是「我的好兄弟应该站在这里，应该和我们一起玩」。
「尴尬美，赤子心」，涂飞形容五条人。仁科喜欢日本音乐家灰野敬二，他在涂飞组织的明天音乐节上看了很多灰野的演出。过了很久很久，仁科神秘地跟涂飞说，「飞哥你知道吗？」他一边说，一边手指各种比划，「当他那鼓响起来的时候，我哭了。」说完，转身走了。
这是仁科的方式。聊电影，聊唱片，眼睛闪着光——但绝不愿意更多外露。
音乐是天然的，在生长的，来自泥土的。仁科说，自己还不太懂音乐的时候，朋友推荐他听小河，他发现，原来一个手鼓一把吉他就能做出这么牛逼的音乐。阿茂也记得2002年，第一次看小河的现场，彻底颠覆了他对民谣或音乐的理解，「原来可以这么天马行空，爱怎么整怎么整，很自由。」
那时候，中国的独立音乐人相互欣赏，相互影响，不觉得孤独，演出后常常一起喝到烂醉，有的人需要用板车拖着回来。涂飞说，野孩子、美好药店、IZ、顶楼的马戏团、五条人……还有很多很多同时期的音乐人，成为朋友和战友，相互影响相互欣赏，这令音乐人不断自我完善，令行业变得缤纷。
现在出国参加音乐交流，涂飞会随身带着几个中国音乐人的唱片，比如老丹、舌头、马木尔，当然还有五条人。「我想告诉新朋友们，他们的音乐很棒，值得让全世界所有人都听到的。」他觉得五条人的音乐中有种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拼贴，他们在很土的民俗音乐和嘈杂的先锋音乐中间来回弹跳。这是当代的，也是中国的，是真正在这片土地上长出来的声音。
但是，这个夏天，五条人「出圈」了。涂飞认为，五条人意外闯入大众视野，是当代中国一个非常鲜活的文化切片，他们让过去审美、文化和行业完全没有交集的人群陡然进入了同一个空间。过去五条人的粉丝99.9%从唱片来，现在很多从综艺来。过去广东人为主，海丰佬超半数，而现在，在10月北京举行的草莓音乐节上，当《道山靓仔》前奏响起，有人喊着，「五条人！冲啊！」人群朝主舞台奔涌过去。
现在，五条人的排练厅隐藏在广州某个破旧巷弄附近的文创园，大门招牌上挂着「精英」两字。一楼市民羽毛球馆猛地进去全是浓厚的汗味，稀稀落落几家文创店和画廊，院子深处有个不小的垃圾场，偶尔看得见老鼠。新歌发布那天，仁科想拍张封面，随手拿起地球仪，随手一丢，啪，栽进垃圾堆，新歌《地球仪》的封面有了。「黑色的垃圾堆，很像宇宙。」他说。
10月，仁科发表了题为《把「边缘」作为生活方式》的演讲。他谈到了五条人最近想要尝试的是一种「迷幻」，声音的迷幻，歌词的迷幻。他们要去流浪，在世界上各处的音乐流浪，在音乐的地球仪上流浪，而这种流浪是他们对这个世界好奇心的表达。他飞快地比划着手，飞快地讲完，着急去排练，队友们都在等他，「我们要去做新歌，做我说的迷离迷醉，迷幻的，全新的。我很好奇我们会排成什么样，OK，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