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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条人在排练室（从左至右：仁科、邓博宇、阿茂）
文/Somer
作者授权公众号“抛开书本”发布
2020年夏天，喜欢五条人很久的好友MQ对我说，五条人参加了今年的「乐队的夏天」，好期待啊！看完后，她再次安利，五条人太赞了，目测要出圈了。
2017年六月，我从汕大新闻学毕业，本科毕业作品以潮汕方言民谣为主题，写了一篇超过一万字的深度报道《那些回归乡音的潮汕音乐人》。
2016年夏天，我采访了汕尾的五条人，潮州的六甲番和汕头南澳岛的玩具船长。那时，五条人刚录完新专辑《梦幻丽莎画廊》。
五条人在大众媒体和网络上掀起小「浪潮」，我不意外。我还记得，四年前的夏天，我一遍遍听他们的「走鬼」，想象着他们在天桥上遇到的那个被打断手指的画画人，还有很多很多被忽略的小人物。没有机会被写入歌，没有机会被人听见看见，独自存活，无声离开。
「小众」乐队五条人，正在成为大众热门。我想，是时候重发这篇毕业作品的五条人部分。
阿茂在演出现场（泽健/摄影）
高中不小心听了太多摇滚，导致高考失利，21岁，阿茂来到广州。在华南师范大学，他当了一年的旁听生，蹭了一些电影、文学课程，觉得自己没法回到学生状态。当年，跟着哥哥胡茂帆来广州，主要动力是广州的音乐来源更广。最后，他发现，“想听更多的音乐只能自己去卖唱片。”
一年后，阿茂开始跟着广州音乐圈“打口教父”邱大立做打口碟生意，“走鬼”生涯由此开始。走鬼是粤语里流动摊贩的意思。2015年的专辑《广东姑娘》有首歌《走鬼》，阿茂唱到：
一天购书中心门口来了个走鬼的
称三年前被天河去的陈光打断了三根手指筋
他是个画画的他是个画画的
手筋断了你让他怎么画啊
这个画画的走鬼，其实就是“化了妆”的打口贩阿茂，也是无数来自小地方的流动小贩们。他们像一粒粒石子，在大城市里，不停追着顾客躲着小贩，走动着谋生。
一首歌画一幅场景图，讲一个故事，分明是发生在很多人身边的日常，通过阿茂的“怪嚎”和仁科撺掇不安的手风琴，给人一种熟悉而陌生的怪诞感。
专辑《县城记》内页
五条人在海丰发起新年民谣音乐会
阿茂跟邱大立一起去汕头和平镇进过几次货。和平镇是海外来的打口碟进入大陆的第一站。扎进小山丘一般高的打口碟海洋，不识外语的阿茂只能戴着耳机，一张一张地听，觉得好的便留下，最后收入囊中的有两种：“卖钱的”和“自己收藏的”。
两千年代初，广州大学生更喜欢买欧美摇滚乐和西方古典音乐的打口碟。世界各地的民族音乐，是属于“买回家但不卖的”。阿茂至今记得，第一次听到西塔弦演奏印度音乐时，自己受到极大的震撼，“原来音乐可以这样做。”在他看来，不同民族的音乐有自己的味道，仅有流行乐，很难达到这种多元之美。
一边听着不懂的语言和不认识的乐器演奏，一边卖打口。2003年，在广州城石牌村某菜场买菜时，阿茂忽然想到老家一些人和事，写下他的第一首海丰话歌曲。
“大仔卓厝裸耕田啊，讲唔成种啰好拨缴，掂爱去拨暗宝啊，有正时史啊还爱掺许乃渣某人拨倒仔啊。”《李阿伯》讲了一个典型的乡村老人的故事——李阿伯握锄头，戴斗笠，叼一根不带过滤嘴的手工卷烟；他的大儿子不成器，赌博打架四处生事，小儿子城里读大学，是他最大的指望。
在中国的乡村，有无数个李阿伯，将毕生心力投注在后辈世上，为之悲喜嗟叹。
一次“ｎ条人”的音乐聚会上，阿茂唱了这首歌。朋友们听完，觉得用海丰话讲故事的歌很有趣，讲述生活中平凡的人与事，听来亲切。海丰方言、小人物的故事，这正是五条人音乐最早让人“耳前一亮”的两点。
“立足世界，放眼海丰” 五条人县城记专辑内页
五条人演出现场
五条人海丰音乐会海报
海丰，一座少有人知的小城，因为一支用海丰话唱民谣的乐队，渐渐成为部分文艺爱好者的新年旅行目的地。自2008年，五条人乐队与家乡的音乐爱好者开始举办“海丰新年音乐会”，口号是“立足世界，放眼海丰”，地点从朋友家的小屋子到餐馆旁空地到“XX广场”。8年以来，人气渐旺，人数逐年增加，参与者从海丰人拓展到来自各地的五条人铁脯粉。铁脯粉即五条人粉丝的自称。
不过，因为高人气，近几年的海丰新年音乐会经常收到不明原因的取消命令。
仁科说，“当年就是想过年打工的都回家，一起玩玩；现在还没到过年便有人来问（音乐会），好像已经成为当地重要新年活动了。”
五条人很少去计划一件事，却无意间开创了很多个第一次。比如，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县城记》，便是诞生于偶然，却获得了2010年《南方周末》评选的“文化原创榜年度音乐”大奖。
《县城记》诞生于2009年，缘起于2008年的一次开业派对。
那时，盲人民谣歌手周云蓬（老周）来到广州，参加华语金曲奖颁奖典礼。在《音乐天堂》前主编李文枫的引荐下，老周和经纪人佟妍去到仁科和阿茂新开的唱片店“元音工房”，参加开业派对。
诸多当地乐队好友参与了派对。轮到店主五条人，两人在粤语、国语占主流的语言环境里，唱起了家乡的海丰话的歌。
这次随性演唱后，佟妍发来邀请，请五条人去她的独立厂牌“刀马旦”工作室录专辑。合作很快谈妥，五条人第一次体验录音棚。跨界音乐人朱芳琼负责提供专业上的支持，其他都是由五条人自由发挥。
“我们只想怎么把歌做得更好，没有考虑过后续的事。”仁科回忆录制第一张专辑的心情，说，那时玩民谣几乎都没法存活，而五条人的成活概率估计更小——小语种方言加“怪腔调”，受众注定很小。
厦门，在靠海的某高楼最顶层，五条人完成了《县城记》录制。
很多歌手的第一张专辑都是对过去的回望。很多少年的故事，被五条人存入了《县城记》，故事发生场所大多是他们从小生长的汕尾，如《梦想化工厂》：
我就打个电话问我喜个朋友啊
依供我北依呀，依名做“啊老施噢”
处珠住朵一间化工厂啊近旁
喜个化工厂珠名做“梦想化工厂”
听告指个厂名
我啊牙珠或啊参多
但喜为了保险，我还喜搭架内袭过去
去告梦想化工厂啊门口，我珠发条信息问我喜个朋友告料未啊
……
梦想变成蚊分也卖埋啊
迈变做蚊啊珠或噢
“梦想化工厂”是海丰县联安镇一间蚊香厂的名字。歌里讲述一个看厂的阿伯，向过路年轻人抱怨，老板留他一个人看守工厂，自己却去吃香喝辣，谁叫蚊香卖不出去…。抱怨完之后还嘱咐“嘿，阿仔！这些话你可莫跟我的老板讲呀”。最后，阿仔一边抠牙感慨：“当梦想变成蚊香也不错啊，别变成蚊子就好了！”
出专辑之前，五条人写了不少歌。那时，他们还没有组成稳定的乐队，只是用作为“五条人”统称，代指来自海丰、身在广州的音乐爱好者圈子。
“有时两个人，有时三个，有时五个，有几个人就几条人，不固定。”阿茂对乐队名字“五条人”解释是——五条人不等于乐队有五个人，实际上是n条人——对这些人来说，音乐是他们生活重要的养分，一起唱歌与创作是发自内心的喜爱，几乎没有人想过要把它变成职业。
“民谣作为一种音乐表达的方式能表达哪些特别的东西？”来自潮州的文学评论家陈培浩问五条人。
“民谣应该做到表达“不特别”的东西”。五条人答。他们关心和自己一样的平常人，观察体悟发生在周遭的小事，“写生活中具体的人和事，而没把他们概念化”，这是五条人创作的底色。
在五条人看来，使用的海丰方言无关“寻根”，而是创作中的一个元素。只不过，他们较早发现“方言”这条路，用方言讲县城的、市井的人事物，由此获得特别关注。
五条人的方言唱作，从不局限在“家乡话”，2012年《一些风景》里，有一首《陈先生》：
1878年，伊生于海丰（汕尾话 ）
1933年，佢死于香港（粤语）
1934年，其葬于惠州（客家话）
陈先生~
仁科与阿茂在陈炯明故居
陈先生即陈炯明，曾参与辛亥革命，后来主张联省自治，反对国民革命军北伐，并与孙中山决裂，最后被孙中山打败，退居香港。结合各地的母语，一首歌，四句话，用了三种语言。反复循环，为陈先生画了一幅速写。“借陈炯明标明周边方言地域种族文化，然后发出一声呼唤：陈先生。”在世时，陈炯明是国共两党公认的革命叛徒。在辛亥百年之际，“第一次被用民谣招魂”。张晓舟在《豪猪与走鬼》一文中写道。
曾有一番作为的陈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几乎被遗忘。在海丰，陈炯明虽然知名度不如澎阿湃，同样是著名人物。小时候，仁科常在陈炯明都督府附近玩耍。
看工厂的阿伯、被打断手指的走鬼、被遗忘的陈先生……历史的或在世的，外地闯荡或偏安一隅的，各式的小人物，都被五条人“抓”住，用自己的方式，为他们作传。
这不是所谓居高临下的“底层关怀”或“接地气”，而是自然而然，五条人正是这些人的一员，是“民谣走鬼”。
仁科和阿茂在广州的出租屋
“五条人身上一半是流放者一半是流浪者，或者说，一半是漫游者一半是走鬼。
所谓流放者，是有清晰的主体意识，是三观坚定的，是自我流放于社会的边缘和艺术的角落，如同本雅明笔下波德莱尔那样的城市漫游者，混迹于流浪汉和烂仔之间，但他清楚自己是个“文化人”。
而流浪者是迫不得已地被生活卷进天桥过道和桥洞里，被卷入沙尘和酸雨中，用广州粤语来说就是走鬼——流动小贩——而五条人恰恰曾经长期以贩卖打口唱片为业，和算命的卖水果的卖盗版书的为伍。用民谣走鬼来形容五条人再好不过了。”张晓舟在乐评《豪猪或走鬼》里写道。
仁科在演出现场（泽健/摄)
在中大对面咖啡馆采访仁科 ©Somer
民谣走鬼本来是野路子出身，仁科的手风琴都是在家自学，没拉几天就开始上台演奏。他们不顾民谣圈的规律，不听“主旋律”和“市场风向标”，即便是他们拿手的“方言”，也无法成为他们音乐路上永远的”恋人”。
“语言服从故事情节的需要，”阿茂说，和仁科排练或聊天时，两人习惯讲海丰话，若有讲普通话的朋友在旁，则换成普通话，“感觉很别扭”。
最初，是海丰话唱歌的舒服感促使两人写了许多海丰话的歌。后来，两人生活的环境有所改变，创作的语言亦有变化——2012年推出的第二张专辑《一些风景》中多了几首国语歌，因为这里的故事场景从小镇转移到了县城；第三张《广东姑娘》使用了海丰话、粤语和国语；2016年的第四张《梦幻丽莎发廊》，国语歌成了主打。
梦幻丽莎发廊MV剧照（图片由五条人提供）
这时，五条人已经在广州生活了十多年，知会了更多省城的故事，阅读或聊天时，也是用普通话来思维。如果为了保持“海丰话创作”特点，固执于用县城的海丰话来写省城的故事，以求这样“不真诚也不舒服”。仁科道。
不过，海丰方言还是有它独特的魅力。
阿茂觉得，海丰话创作与国语最大的不同是“自带音乐性”，海丰话属于闽南语系，有八个音，普通话只有四个音，一句歌词写出来，不必谱曲，“有的歌词，讲话的方式念出来就很好听了，重要的是不能唱倒”。阿茂解释，“唱倒”的意思是，一些字本身的发音跟着旋律改变，唱起来会很难受，听着也会觉得奇怪。
仁科喜欢挖掘海丰话里的特色“老词”。他的书桌上放着几本不同版本的海丰话辞典和海丰话俗语大全，有空的时候就翻一翻。他发现，很多从小聊天用到的俗语原来和古文有某种渊源，一些平素会说不会写的字，原来是已经被其他字代替的“老古董”。
仁科的海丰话词典（图片由仁科提供）
写《请到老祖公》时，五条人一直以为是“请告”，便去请教“技术顾问”，老家一位做教师的年长朋友。问罢，才知道表达邀请应该用“请到”，而“请告”的意思是告知。
现在，很多海丰方言词都只活在辞典里，五条人写歌的时候，有时想到它们会扒出来再使用。遇到有困惑的词，仁科会先翻辞典，若无果则联系“技术顾问”，请教一个字的正确读音或写法。
张晓舟称五条人的音乐为“民谣粉碎机”，就像他们的《踩着脚车牵头猪》里的海丰标志物之“NEXI”。NEXI即三轮车的TAXI，NE在海丰话意思是“踏”，“NEXI犹如乡野游击队，在TAXI和公共汽车之间穿行，破坏着城市规划和交通规则，给城市带来危险，以及乱哄哄的活力，而五条人就像是一辆风驰电掣的NEXI。”张晓舟在《民谣播种机还是民谣粉碎机》里写道。
各种语言、民族或西洋乐器、随性而至的演唱方式、儿童玩具式可组装拆解的专辑……每一个元素都很“五条人”，让人很难从音乐史或当下流行中找到参照物。铁脯粉阿傲说，一般，大家对五条人的音乐有两种态度，一种特别喜欢，一种特别不喜欢，几乎没有中间值。
他们不太担心这些。
作为听过无数打口碟的“大胃口”五条人，总是乐意撞见尝试新的可能性——从乐器到编曲，从语言到演唱方式。若偶尔意见不合，闻到战争硝烟，两人会摁下“暂停键”，各自回去平息怒气，梳理自己意见，第二日再集合，和平冷静地探讨音乐改方案。
“不过，这种冷却的办法很少用上。”阿茂形容五条人创作过程为“多灾多难”。
2015年，五条人签约了独立厂牌摩登天空，加上如今有更多演出，足够维持生活。阿茂不再卖打口碟，仁科也停止了其他工作。两人住在广州城的不同角落，平时各自在家阅读创作，临近演出和录唱片时碰面，交流近日创作并排练。
仁科希望大家能够抛开成见去听五条人的歌，不是民谣，不是方言歌，只是音乐，“我只关心很酷的东西；我们的目标就是做很酷的音乐，” 仁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