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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乱弹山》对话五条人：现实很荒诞，直接唱出来就可以了
本期导读
农村已科学地长出了城市，城市又艺术地长出了农村。这是五条人曾提出的有趣辩证，他们也在身体力行地论证这种关系。在头两张专辑里，他们所唱的底层异人和县城生活成为城市精英的瑰宝；新专辑《广东姑娘》又满足了文艺青年们多情的忧伤和虚构的理想。本期《乱弹山》，和五条人聊他们的贫穷美学、厂妹情歌以及遭遇现实的荒诞。
一个细节：
4月4日，广州TU空间，五条人“广东姑娘”巡回的主场站，阿茂当晚穿上了一件“苏维埃新音乐在中国”的T恤。这让我想起了《一些风景》里的《彭阿湃》，关于陈炯明之外，海丰另外一位革命之子彭湃，建立中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的故事。
五条人阿茂在广州TUTU空间首发演出。炙蓝摄。
上一次看到阿茂穿这件T恤是在深圳。去年10月，深圳OCT爵士音乐节的大牌、英国先锋即兴/自由爵士传奇厂牌LEO唱片公司的创办人Leo Feigin和他带来的加列宁三重奏（The Ganelin Trio），他们都是苏联时代和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爵士的黄金时代过来的人。阿茂和仁科去看了当时的演出，并且和张晓舟做了这场伟大的音乐演出纪念T恤的“模特儿”。很多人都知道五条人卖过打口唱片，打口唱片的供应链条上常年最不缺的便是如皇后、滚石、KISS、恐怖海峡、Jimi Hendrix这些摇滚音乐史上热销的巨人；更多人在广州和深圳的演出场合上看到过阿茂和仁科的身影。再想像一下，五条人的导师朋友，张天师，杨波，自也少不了让他们听听酸母寺、Albert Ayler什么的。在我们和仁科讨论他的电吉他弹奏技术的时候，五条人说，他们的音乐并不是受某一个人或乐队的影响，更多是靠直觉来完成音乐上的进化。
“我认为的技巧就是无技巧，我想到一个旋律把它弹出来就是了。我理解音乐是一整块的，技巧只是随着做音乐的需要。你呈现一个作品出来，肯定有它的技巧在里面。包括我用电吉他，当然会研究效果器怎么调。但单纯的吉他技巧，我真不需要。感觉对了就行。或者说，我们要找到自己的技巧。尽量不要用别人的。”
这种直觉，呈现在《广东姑娘》里面，就是聆听经验的潜移默化，文艺青年的见多识广，和不合常规的天赋的结合。
另一个细节：
陈升听过《一些风景》后问张晓舟，“他们的音乐为什么要这么贫穷呢？”我们问五条人怎么看升哥所说的贫穷，仁科和阿茂倒不太认同和在乎这个评价。“如果他去听一下《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就不会觉得我们贫穷了。”五条人确实贫穷过，但只是他们的生活水平。在卖打口唱片和混迹大学城的日子，一把Fender电吉他是不可能出现在五条人的《DEMO》和《县城记》里的。在《县城记》里有一首《童年往事》，像极了新宝岛康乐队或者陈升在《私奔》专辑里头的作品，但稍显干巴了一些。《一些风景》又比《县城记》向前了一步，加了文烽和老尾的敲击和鼓，仁科玩了电结它，但是一把爵士琴，还不是《广东姑娘》里头的Fender。音乐形式上，《县城记》和《一些风景》都缺少细节上的打磨，事实上五条人不需要这种公式化的工整，他们所理解的音乐本身就是“一团乱七八糟的东西”。即使你很容易便听得出他们有早年交工乐队那种农村自然生长的野，但比之交工，他们要更乱炖得让你头皮发麻。陈升在1988年出版第一张《拥挤的乐园》时，音乐的编排上已经非常成熟工整，完全不像一个新人的水平。即使同样有描写农村少年进城当上了黑帮小混混的《细汉仔》，但皆是歌词和故事取胜，而非音乐本身。这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主流唱片工业的助力。但要说音乐上的美学，我认为直到第四张的《私奔》才开始确立起来，多了像《红色气球》这样颜色缤纷的作品和歌词创作上新的可能性。如果听过《广东姑娘》，不知道升哥是否还会觉得贫穷？
仁科廉价却不失优美浪漫的手风琴演奏是五条人重要的音乐色彩。炙蓝摄。
《广东姑娘》里头的歌创作时间横跨两年半，五条人终于开始“磨细节”。
“《一些风景》做完后是2012年底，当时就决定出一张我们自己认为的情歌唱片。于是开始筹备有那些歌适合放进去。这些歌大部分都写得比较早，时间都花在修改，慢慢磨，编曲应该用什么方式上面。我们认为的情歌，不一定是单纯的爱情。像《龙哥有真爱》，我们也认为是讲爱情。当然最后出来的专辑也不是所有歌都是情歌。只是当时我们确实这么想过。”
因此专辑里也就分成了两批作品，“给广东姑娘的情歌”和延续《县城记》、《一些风景》里的“异人志”——那些听来的、五条人身边的奇奇怪怪的人和事。但这次，五条人去掉了这些异人的县镇背景，移动到了城市，或者根本不给他们背景。《走鬼》是阿茂旧时摆摊卖碟时目睹旁边的画家给城管打断了手筋后愤怒写下的处女作，城管被张晓舟改成了又一个（类）异人——“陈光”——为了逃避审查。
“（创作的时候）我们没有考虑那么多。像走鬼，这些都是真实的故事，也是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就是录音笔，把东西录出来，尽量不作后期处理。现实本身就已经很荒诞，你直接写出来，已经足够荒诞感。”
就是这样，五条人的“走鬼民谣”容易留下陈升评语里面“美学贫穷”的印象，比起左小祖咒的“苦鬼民谣”，他们四不象，难以登堂入室，在艺术美学的边缘到处打游击。那些说五条人模仿左小祖咒的评价，都只是看到了唱法上的表面，实质完全不同。
香港作家廖伟棠把《广东姑娘》评价为“写给工厂妹的情歌”，就像贾樟柯《天注定》第三个故事的音乐版。关于珠三角工厂，五条人在以前的《梦想化工厂》、《阿炳耀》、《世情》里都描写过。中国民谣历史里也没有谁比五条人更适合写这类工厂题材。《广东姑娘》比以往温情的地方在于从工厂乱象定格到了具体的女性形象，比以往更具残酷诗意的地方也同样源自于此。她们为了更好的生活嫌弃旧爱（《心肝痛》），或者成为了在烟店门前一夜等待的春天小姐（《美丽漂亮，英俊潇洒》、《晚上好，春天小姐》）。新专辑的唱片设计用了一个发廊的跑马灯做装饰，而且是粉红色的。发廊，当然也是外来打工妹其中一个去处。比起猪，拖鞋和发廊跑马灯，显然更适合作为五条人的艺术符号。
《广东姑娘》实体唱片。摩登天空出品。
“当时想在唱片里用广东那种很廉价的塑料布，有蓝色和粉红色，在海丰会用于厨房，用来挡住油烟，特别便宜。但在唱片里实现起来工艺太复杂，最后才把它简化成现在这样。发廊这个东西，整个感觉就特别广东，而且是从香港流传过来。”
在专辑《一些风景》里有一首《城市找猪》，五条人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辩证关系：农村已科学地长出了城市，城市又艺术地长出了农村。反讽的是，五条人自己就在论证这种辩证关系。在他们头两张专辑里的底层异人和县城生活落到城市精英手里如获瑰宝。新专辑《广东姑娘》，仁科和阿茂对于底层女性的关照和平等待之，不能不说代表的也是文艺青年们多情的忧伤和虚构的理想。真实的县城小青年，对着自己心仪的离开工厂到夜店打工的“美丽”，可能只会像《天注定》那样，压抑而不得志。
“所谓的精英审美，就是对音乐的质感和品味有所追求。我们做的音乐，首先是我们自己喜欢。我们听过很多的打口唱片，耳朵受过很多训练，所以我们不能容忍自己的东西和别人一样。我们有自己的挑战在里面。也许普通大众更喜欢《小苹果》，但这个就跟我们没关系了。”
3月28日在广州方所书店，《广东姑娘》的首发仪式上，艺术家刘庆元用一个“骚”字形容仁科的电吉他弹奏。《县城记》里的手风琴王子，在《广东姑娘》里成了电吉他骚客。
仁科在广州TUTU空间首发演出上。炙蓝摄。
“录《一些风景》的时候，用的主要还是木琴，有两首用上了电吉他，是当时录音师提议的，但那个是爵士琴。《曹操你别怕》就能听到加了些效果，发现特别好。后来便买了一些效果器，为了现场演出时候用。有朋友送了一把Fender给我，就刚好用上了。2013年开始，我就比较多弹电吉他。在《一些风景》的现场演出时用得比较多，就慢慢延续到了新专辑里面，而且越来越多效果器加进来。其实我以前也有接触过电吉他，但没有正式的学过，我的理解是，它有很多技巧，但我不需要这种东西。我认为的技巧就是无技巧，我想到一个旋律把它弹出来就是了。总有一天我会拿起电吉他弹琴，只是时间的问题。”
在《一些风景》时期，因为鼓手老尾的加入，音乐已经较之《县城记》更勇猛和狠辣，但因为仁科的电吉他未进化到位，空有劲却少了张力，属于半成品的朋克民谣。《广东姑娘》不一样。最后一首《请到老祖宗》，七分多钟电吉他和鼓的交响，五条人不介意为这趟“甜蜜的情歌之旅”来一个刺激的追尾，虽然这样会让部分乐迷面临听觉上的“生理危险”。
“《一些风景》当时的歌跟老尾比较合适，我们就是希望他乱来，喜欢他那股狠劲。《广东姑娘》用了邓博宇打鼓，在编曲的时候，博宇就加了进来。他比较细腻，有很多细节的处理。《请到老祖宗》最后7分多钟完全是即兴的，只录了一遍。包括在《一些风景》的时候，我们演出比如《雨来淋秀才》这首歌时也会有些即兴。即兴就是大家营造一种氛围，情绪到了，就会出来那些声音。”
五条人的三人乐队编制。博宇的加入让五条人有更多的可能。
4月4日晚在TU的演出，到了《请到老祖宗》时，大概是因为新歌，仁科的电吉他即兴没有唱片上那么好，但邓博宇却多了一些专辑里没有的新音色。如果有听过他参与的世界民谣乐队戏班的表现，以及他在深圳B10 Livehouse与诸如豊住芳三郎、坂田明这些自由爵士老怪的即兴合作，还有他自己的DLB小组的演出，你才会理解他为《广东姑娘》和五条人带来了些什么。在《做梦》的MV里，五条人戏谑的“立足世界，放眼海丰”，到了《请到老祖宗》终于有了属于音乐性上新的注解，它也解释了当那个原汁原味的乡野中国已经属于过去时后，五条人该往何处。
（文 / 邓卓华 Iphen Tang）
后记：外来务工文艺青年
那是2008年的一个仲夏夜晚。我们从广州大学城南亭村钻出来——那儿是五条人的巢穴，如树根状延展的村里遍布时租10元的钟点房、一局5块的台球桌、人均消费12元的麻辣烫。我们刚在五条人两位成员仁科、阿茂商住一体的房子里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赶在最后一班夜班车发出之前，抵达了公车站。尽管我们声称对大学城的交通已非常熟悉，仁科和阿茂执意要送我们，车还未到，仁科永远是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一面拉着他的手风琴，一面胡乱地唱着，也不管着调不着调。于是，车来了，我们上了车，向五条人挥手，他们用音乐点头示意，这首《欢乐今宵》式的送别曲也并没有因为客人的离开而停歇。
哪怕有一天，五条人走南闯北，收获了世界性的声誉，乃至腰缠万贯，如他们所戏谑说到的“立足世界，冲出海丰”，他们在我心里依然是那一个夏夜晚风里传来的悦耳人字拖踢踏声响。因此，4月4日五条人新专辑《广东姑娘》广州首发演出的这一晚，当他们站在广州TUTU空间里，受着文艺青年们朝拜，譬如在《美丽漂亮，英俊潇洒》里领着现场300多人在歌曲间隙整齐划一地喊着“Hu Hu”等无意义的语气词，仁科和阿茂看起来和摇滚英雄无异，他们依然和我没有距离感——嗯，虽然从物理距离上来说，我是没法挤到舞台前头的。五条人和我的亲密不在于私交，而在于他们具有无限群众基础的生活美学：在没有淘宝没有微信没有劲舞团的时代，在一座闭塞的小镇长大，看着计划经济解体，看着外资工厂进驻；父辈的生命轨迹是无法改变的了，但于我们这一辈而言，走出去是不假思索下能做的唯一选择；紧接着来到北上广深，却发现小镇青年的万丈豪情在城市里显得一文不值，陈浩南只是传说；城市化的进程集中体现在个人生活，便成了五条人的歌。如在这一次的新专辑《广东姑娘》里，五条人用爱情为叙述主线，塑造了一个接一个的“东莞爱情故事”的场景。在同名曲《广东姑娘》里，他们用“我舞步凌乱，让人沮丧，总是踩到你的拖鞋上”写出了厂区娱乐生活中的黑色幽默；在《美丽漂亮，英俊潇洒》里，五条人决断地唱出“工厂每天都要打卡，工资又少得可怜，我必须要摆脱这些烦人的事，全力去爱她”，这看似滑稽的因果逻辑却又切实地发生在每一个在大街上和我打过照面的杀马特身上。这就是五条人，他们是我们这一群外来务工文艺青年的接头暗号与QQ签名，他们歌唱的是连接我们过去和现在的生活。
按照我对五条人在婚宴小曲、楼盘剪彩等业务蒸蒸日上之了解，他们如今或许谈不上致富，但脱贫是绝对没问题的。我曾试探性地问他们，大意是：你们未来如果富起来了，是否还会歌唱富士康厂区的故事？不善言辞的五条人没法直面这个问题，可其实他们根本无需回答。就像淘宝能用大数据告诉你全国哪个城市的男性尺寸最大，五条人能用带着汗馊味的民谣给你一张珠三角洗浴中心晴雨表，生意做得再大，五条人也不会改行，逢人便倾诉他们对生活是多么热爱之类。到了那个时候，他们也许会开着一辆大卡车，奔驰在广汕公路上，车上载着的是他们从海丰踏架脚车运来的猪。
（文 / 邹小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