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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南方周末|朱晓佳 姜弘】你敢来踏我们的田？——五条人和海丰县城记
2009年他们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县城记》，红色的歌词本设计成老式户口本的样子，写着八个字：“立足世界，放眼海丰”。五条人想以此表达，他们用世界性的音乐和县城外的视角来描述海丰。
民谣乐队“五条人”大多数时候只有两个人：1981年出生的阿茂，1986年出生的仁科。他们每年春节都要回海丰办一场“五条人回到海丰民谣会”的演出，有时候是借用朋友的画室，有时候是在还没装修好的展厅，有时候干脆露天。2012年他们安排了两场，大年初二的歌友见面会和正月十五的演唱会。年初二的那场歌友会上，他们放了朋友从陆丰乌坎村拍回来的照片。
在广东，“海陆丰”是一个远比汕尾如雷贯耳的名字。包括海丰、陆丰、陆河在内的“海陆丰地区”，在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为汕尾市，但人们还是习惯延用那个沧桑的老称呼：海陆丰。海丰、陆丰这两座毗邻的小县城，唱着一样的白字、正字、西秦戏，擂着一样的“咸茶”，吃着一样的潮汕丸子，一样跟“农民大王”彭湃闹过革命，有着一样多的香港亲戚，街边站着一样失业的年轻人，墙上一样贴着“还我耕地”的诉求。
五条人就从这里走出来。从2006年开始，他们一直用海丰话唱着海丰的那些事儿。2009年他们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县城记》，红色的歌词本设计成老式户口本的样子，写着八个字：“立足世界，放眼海丰”。这个口号来自海丰县城里四处张贴的标语：“立足海丰，放眼世界”，五条人想以此表达，他们用世界性的音乐和县城外的视角来描述海丰。
他们没有去陆丰，但一直在广州关注乌坎事件的进展，对他们来讲，那是发生在家乡的事。
五条人每年春节都要回海丰办一场“五条人回到海丰民谣会”的演出。2012年年初二，仁科（左）、阿茂在歌友会上表演。 （快美林/图）
“干坏事，小心雷公敲你啊！”
天啊天乌乌 要啊要下雨/我妈在家等我回家吃饭喔/但是现在该怎么办好呀/我在看守所里面/我妈讲：阿仔啊回家吃饭吧/都怪我那个时候/不成器 老去混/也怪我那个时候呀/老势势
——《道山靓仔》（老势势：海丰话，“跩”的意思）
仁科出生的地方叫捷胜镇，是汕尾东南角的一处半岛，洪武年间有千户侯率民众在这里大败倭寇，所以得名。捷胜人自古就在倭寇和海盗横行中求生存，六十年前，离捷胜不到两公里的龟龄岛，还是“海盗天堂”。捷胜人也因此颇为勇武好斗。
小学四年级之前，仁科一直在这四处漂着鱼腥味的镇子里生活。他自小就听说着村子之间年轻人相斗的故事，有时候因为土地纠纷，有时候“为芝麻绿豆大点事儿”，“他们会拿着西瓜刀互劈”。他也亲眼见过一次，那时他正在外公家坐着，听到楼下有打架的声音，趴到窗边一看，好几个人拿着西瓜刀劈一个人——“那是真劈啊。”仁科说。他自己不擅此道，仅有的一次“战斗”经验，就在对方一木板拍下时瞬间结束，仁科被送进医院。但“西瓜刀劈人”一直留在他脑海里。
仁科和阿茂后来把村民打架写进歌里。那是几个哥们在瞎起哄时想起的一个故事：农村里搭台唱戏，演员在前台演，戏台后就有人在分番薯粥。演曹操的人闻到一股番薯味分了神，后台人对他喊：“曹操，你别怕。番薯粥一人一碗。”曹操立时怒了：“一人一碗，你们把番薯肉分完了，剩下一碗番薯水，那还算一碗吗？”“啊呀呀——”台上台下顿时打骂作一团。曲子开头，五条人用农村最常见的吵架场景作引子：“伶敢行啊瓦阿乡里踏瓦阿田，扑母啊！（你敢来我们村践踏我们的田！找死啊！）”
“天顶雷公，地上海陆丰。”在外地人看来，这句话是对海陆丰民风“剽悍”的最佳印证。但“雷公”的意思并不是野蛮、凶狠。海陆丰人视“雷公”为惩恶扬善的正义之神，看到作恶的人，他们会骂：“小心雷公敲你呀。”“地上海陆丰”说的也正是海陆丰人嫉恶如仇的性格。
遇到不公道的事，海陆丰人一定要讨个说法。“那些时候，海丰人很团结。”仁科说。他对1999年海丰县的一次集体罢市记忆犹新。那时他随父母生活在海城，有天早上一起来，发现“整个县城齐刷刷没有一家店开门”。商人们以此表达他们对超高额罚款的不满。那次罢市持续了三天。
在捷胜，仁科是“有钱、有地位人家的孩子”——爷爷曾在国营食品单位工作，颇有积蓄。父亲是个厨师，掌勺之余，在爷爷的帮助下开餐厅、开酒楼、开发廊，还开了一家用镭射碟机放碟子的卡拉OK厅。
仁科一家从捷胜搬到海城是在一个晚上。父亲生意赔了，为躲债连夜找了辆车把全家接走。坐在车上，仁科对逃债这件事完全没有意识，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只是觉得半夜走“太丢脸了”。他后来知道，这样“丢脸”的事在海丰很常见。
五条人在海丰“红场”模仿革命烈士彭湃。 （区区/图）
牛屎塘已经没有了牛屎
我闲着没事，就去找化工厂那个阿伯聊天/聊了一通，他跟我讲：老板带十多个员工去吃大餐了/就剩我这个老头子在这吃西北风/活该这里生产的蚊香卖不出啊！/但是他又跟我讲/嘿！阿仔！这些话你可千万莫跟我的老板讲呀！
——《梦想化工厂》
陶河镇是“海丰县经济倒着数一数二的”，这多少和陶河的偏僻有关：以前阿茂的父亲和同伴去汕尾挑盐，走路要花上来回一天——没有交通工具，只能靠步行。
阿茂的父亲是个泥瓦工，手艺从他爷爷那儿传下来。父亲常常走街串巷招揽生意，阿茂就坐在他的“二八”自行车后面，去周边的镇和村子，去养老院。父亲干活，阿茂就抓麻雀、摘橄榄。那时陶河镇的人多在务农，种些水稻、番薯、花生。到了1990年左右，年幼的阿茂开始看到很多人坐在那里，磨啊，锯啊——镇上开了个宝石加工厂，村里有不少人进厂打工。陶河没什么矿产资源，宝石的原材料都从南美来，这是他后来才知道的。
1994年的时候镇子里有了些变化，经济状况有起色的村民纷纷推掉瓦房，盖起敷着砂砾外墙、“全广东都一样”的小洋楼。起楼不需要什么手续，只要有钱，想建几层就建几层。阿茂的父亲已从泥瓦匠做到了包工头，承建了镇子里不少小洋楼。
建筑生意的走俏让阿茂家的经济状况迅速好转，也搬进了两层小楼，以前他们住在一间40平米的瓦房里。父亲赚钱了，说话做事也变得格外有底气。超市刚刚兴起的时候，父亲就每天开着自家买的三菱越野车，载着阿茂到县城的大超市去采购，吃、喝、穿，样样给足。“人都是这样，风光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节制。”现在，阿茂会这样总结那段“有钱的日子”。
父亲的生意越做越好，1996年他们举家搬到海丰县城。县城没有朋友，阿茂只能每周末骑四十分钟单车回到陶河镇，找小时候的玩伴。后来他进了省城，也还经常回去。2011年阿茂回去的时候，发现小时候经常穿街过巷的一个小村子已经空无一人。那村子叫“牛屎塘”，十几年前很美，现在也还保留着几分姿色：有条小溪（虽然已经长满水葫芦），有座废弃的小鱼池，还生机勃勃地长了不少树。但是已经没了人，更没了牛屎。村子没有人管，“也许有些抢劫犯和吸毒的会经常去。”阿茂猜测。
这样的无人村，在海丰一点儿也不特别。更多的村子里，只住着留守老人和外省人。外省人在1992以后进入海丰，常常是一大车一大车地到来。当地人叫他们“老松仔”（即“北仔”）。东平镇的工厂多，“北仔”们每天上午就在东平的桥头扛着铁锹站成一排，等着工厂来雇工，做一天两块钱。因为穷，他们被人厌恶、瞧不起。本地中学生看多了《古惑仔》，晚上成群结伙，“遇见落单的外省人二话不说就打一顿练手。”直到1997年左右，外省人已在海丰落住了脚，自发组织了“老乡会”，自我保护。
在县城里，阿茂父亲的生意很快被一次赊欠拖垮。1994年父亲靠着关系，承包修建县里某单位的办公楼，垫付了原材料、钢筋、水泥、人工等费用近四十万。楼建好了，工程款却一直拖欠着。拖到1998年，父亲的资金实在周转不过来，债务又追不回，只好破产。直到今天，这笔欠款阿茂家还是一分钱没拿到。
父亲的遭遇，连同阿茂对海丰的其他各种“看不惯”，激发了阿茂的创作欲望。
港纸贩子是海陆丰的特殊行当，他们坐在东门头，低价收购港币，再高价换出。 （区区/图）
“干嘛要把那些女孩关起来呢”
1878年他生于海丰/1933年他死于香港/1935年他葬于惠州。
——《陈先生》
仁科和阿茂相识，是通过“区区五百元先生”，仁科是五百元的朋友，五百元是大茂的同学，大茂是阿茂的哥哥。
五条人的音乐养分，很大程度来自他们卖打口碟的经历。2003年仁科没有工作，五百元就介绍他到广州去找阿茂，跟他一起在暨南大学西门卖打口碟。
此前，两人听过的打口碟都来自阿茂的哥哥大茂。大茂1997年前后在广州上大学，隔三岔五给阿茂和他的同学“区区500元先生”寄些打口碟。
第一次见到打口碟，阿茂打开家里几万块一套的音响，把碟子塞进碟机，他觉得太好玩了：“被锯掉一个缺口居然还能听。”有一张英国独立摇滚乐团Gonez的专辑《bring it on》，阿茂听到后觉得自己要彻底崩溃了，“那时候思维彻底就不一样了。”那年阿茂初三。他还记得和两个喜欢摇滚的朋友站在一起小便，一个朋友问，你们以后想做什么？阿茂提提裤子：“我想做音乐。”
阿茂第一首歌就是写他对海丰的各种看不惯。“听了摇滚乐就觉得自己上了一个层次，总觉得这样不好，那样不好。一个城市搞得乱七八糟，那么多贪官，什么都不好。”阿茂说。
仁科也很认同阿茂的“看不惯”，不过他更愿意用讲故事的方式表达。他从小喜欢读故事。四年级从捷胜搬到海城，很长一段时间家里连台电视机都没有，仁科只好天天看书，去县里的旧书店买一块钱两本的过期《故事会》。
刚到海丰的时候，仁科经常看到有人在“海丰的母亲河”龙溪津的源头洗衣服，那时候河水已经污染，现在则几乎“像墨汁一样”。在《踩架单车牵条猪》里，五条人唱道：“龙溪津是一条河，三十年前已经残废了。”
《踩架单车牵条猪》描述了一个典型的中国县城：“唉，朋友/你莫问我/有没搭过海丰的公共汽车/我经常看见它载着空气/从‘联安路口’至‘云岭’/唉，朋友/你莫问我/有没听过海丰汽车、摩托车的噪声/路口那个耳聋的都被震怕了……城市不像城市，农村不像农村，海丰公园只开一个门。”
1960、1970年代，许多海陆丰人夹着《毛主席语录》偷渡到香港去，1980年代末开始回乡投资。这催生了海陆丰的特殊行当：港纸贩子。他们坐在东门头，低价收购港币，再高价换出。五条人为他们写了首歌，叫《倒港纸》：“那一天我经过东门头的时候/我看到古巴的表叔公/他摆张凳子坐在路的旁边浑浑噩噩/他看见我走来便猛然站起来喊：靓仔啊/你有港币无？你有港币无？”
另一首极富海陆丰特色的歌叫《阿炳耀》。海陆丰人的宗族观念很重。一家里的孩子多了，总会牺牲一两个，娶不上老婆。老光棍阿炳耀就每天站在制衣厂的门口，想着女工，骂着老板：“你这个X母的，干嘛要将那些女孩子全部关起来呢？”
五条人把这个故事唱成歌：“炳耀没跟别人那样用钱买个老婆回家睡觉取暖或许他是有这样想过的……他的弟弟炳文一天到晚像只八哥鸟似的总是责问他：‘今天给我喂猪了没有呀？’/锄头、屎桶每天都挂肩上，也从没听他喊过痛。”
五条人唱过海丰的“名片”彭湃。“彭湃在海丰的地位，相当于毛主席在中国的地位”，区区500元喜欢这么比方。这个大地主的儿子，亲自烧毁自家的田契，鼓动海陆丰农民革命，建立了全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
五条人虚构了一个地下革命者撞见宪兵、两人各自谈论彭湃的故事。在地下革命者的叙述里，彭湃穿着西装抱着留声机，找农民们闹革命，农民们说：“我没空呢！我得回家喂猪！”在宪兵的叙述里，彭湃穿着西装抱着留声机在上海被捕，市民们说：“我不知道呀！我在看戏！”
这几乎是五条人在海丰名气最大的一首歌。有学生在音乐考试的时候唱它，还有个学生告诉区区500元，他们曾在学校里集体唱这首《彭啊湃》，“但老师一听到就不让唱了”，理由是“歌词有损革命先烈的形象”。不过也有不少人不认同这个观点，认为这是没读懂这首歌。
2012年4月五条人将发行自己的第二张专辑《一些风景》。在那张专辑里他们唱到了陈炯明——从海丰走出去的另一个大人物。和彭湃不同，陈炯明长久以来以“乱臣贼子”面目出现在教科书上。这首叫做《陈先生》的歌只有三句话：“1878年他生于海丰，1933年他死于香港，1935年他葬于惠州。”第一句用海丰话唱，第二句用广东白话唱，第三句用客家话唱。
仁科觉得历史是很难讲清楚的，“你要想了解5000年的历史，就得花5000年的时间去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