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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中国新闻周刊|殷万妮】五条人主唱仁科:我爸比我更适合《披荆斩棘》

2020年夏天,因为在《乐队的夏天2》中演唱《道山靓仔》,五条人乐队火了。

在那档综艺节目中,五条人乐队即兴表演了2次,被淘汰3次,返场4次,最终拿到亚军。人字拖、皮衣、花衬衫,都成为了他们的标志。

谁也不会想到,两年多后,乐队主唱仁科会出现在另一档综艺节目《披荆斩棘2》的舞台上。

就在决定参加节目之前,很多人劝仁科不要去参加,因为他既不了解综艺节目的规则,也没有尝试过唱跳舞台。

但仁科还是去了。

节目中,仁科选择的是一首1987年发行的老歌《站台》,那一年他一岁。

节目录制前,仁科回了一趟海丰,带着父亲去了KTV,点唱了一曲《站台》。他想听听上一辈人怎么唱这首歌,但他并没告诉父亲自己即将在一个节目里演唱这首歌。

这是父子二人再熟悉不过的一首歌。上世纪90年代初,仁科的父亲在海丰开了一家卡拉OK歌舞厅,每天晚上都会有顾客上台点这首歌,节目组问及选歌原因时,他写了这样一句话:不同的人会用不同的口音唱同一个“站台”,这也是一个大时代的情感符号。

今年,仁科的父亲60岁了。在节目中看杜德伟演出时,仁科对着镜头说:“因为杜德伟同我爸(是)一模一样的年纪,我一看到的时候,其实有点感动。”

“我在想如果要参加《披荆斩棘》,应该是我爸来参加,因为他唱歌唱得很好听。”仁科说。

比起电话交流,仁科更喜欢面对面。

他随手拿起身后书架上的一本书,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自己最近在看卡尔斯·布考斯基的诗集。

因为阅读时间被快节奏的节目录制打散,他把这件事挪到了化妆间、高铁上和睡前。


以下内容根据对仁科的采访整理。

追寻一切有趣的事物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家里开了一个卡拉OK厅,《站台》曾是最火的一首歌。

那时我不懂,现在想明白了,在那个年代,很多离别都发生在站台,而且有些人一走了可能就是一辈子。

时代变了,站台现在的意义已经消失了。高铁站上,人们走来走去,也不会有以前那个感触。

我出生在汕尾捷胜镇,那里没有火车,是汽车的最后一站,再下一站就是大海了。车站破破烂烂的,周边也有点荒凉,但是挺酷的。

我曾经的专辑《春就很好听了》封面就是一群人在追赶一辆汽车,用的就是那个站台的意象。

我家的卡拉OK厅楼下是一家电影院,我常常透过一道门缝去看电影,电影院老板的儿子有时候也会带我进去。

附近有一座山,山上除了水晶,还有玩具厂扔的废弃材料,那种材料有黑色的,也有绿色还有蓝色的,晚上在被子里看会发光,我也会去山里去找,但只找到过一块水晶。

后来,我爸又接手了附近的一个发廊,但没做多久就亏了,我们就搬到了海丰。

我在贝雕厂干过,在贝壳上画画,半年画了1000多个贝壳,老板要给我升职,但我辞职了。贝雕厂处于试营业期间,没有接到什么订单,只有四五个人工作,整体还是很轻松的。

我陪朋友去过其他工厂找工作,那里工作强度很大,加两天班休息一天,但那一天也不是真正的休息,只是不用加班。

多年后,我去广州郊区看另外一个在工厂工作的朋友,我走了好远的路去找他。但他出来见还要向工厂申请,整个流程像探监一样,他告诉我工厂还压了他一个月工资。

我鼓励他离开,但我知道他一不小心可能就又回到工厂去,就像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中那样,他们从一个工厂离开,又去了另一个工厂,本质上来看,人的成长方式没有变。

但我总觉得不对劲。比如说,在一条长长的隧道里往前走,看到一束光的时候,有的人会觉得马上走出隧道了,但我觉得那不是光,是另外一辆火车要开过来,很压抑,得赶紧走。

后来,我那位朋友听了我的话离开了工厂,成为了一名发型师,他在我写的一篇小说里出现过。

刚到广州的时候,我住在石牌村,对面是个废弃的跑马场。我们当时租的房子隔音很差,我睡不着就去那里练手风琴。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疯马村永恒的一天》,里面写“楚雄他被马给踢翻/眼珠挂在那树枝上面/美丽得像树上的果实/在朱红色的天空下面/鸭子跟鸡在吵架/今天请看这天空/楚雄跑得比马还快”,灵感来源就是那里。

跑马场的对面有家酒吧,每个月7号就有一帮诗人和媒体人聚在那里看话剧演出,我用手风琴给他们配乐。这些都出现在了我的小说里,我写完还给一个好朋友看了,他很喜欢,管它叫“神经童话”。

因为内容不适合小朋友看,里面有成年人才看得懂的问题。

在广州时,我做散工。在琴行卖过钢琴,也教别人弹过吉他,一开始还挺好玩的,做多了就挺无聊的,每天都要打卡。

三个月下来,我只卖掉了一台钢琴,工资太少,就不做了。

后来,我在大学里贴过海报、在购书中心门口摆地摊卖过书。

我19岁那年,赚到了1000多块钱,我背着吉他去了湖南旅行,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

图片 仁科一直很喜欢坐火车。图/受访者供图

出门前,我对火车充满了想象,在我的想象里,我可以在那卖唱挣点钱。虽然最后没有实现,但我在餐车和一个列车员聊了天,她还看了我写的一些东西,现在想想挺美好的。在湖南不到一个星期,我就花光了钱。

在广州市,我认识了阿茂,还有很多酒吧认识的朋友,他们都比我大,更多时候我都在听他们讲话,而且我也乐意听他们讲话。

后来,巡演、采访包括和观众解释歌词含义,都是阿茂在说,我在旁边比较安静。

当年,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好玩的。去酒吧蹭酒是开心的,花五块钱去发廊听自己带的CD唱片也很开心。

我没缺过钱,缺钱就会从阿茂那里拿一点钱来花,一路上过得挺顺的。

创作就像打猎

起初,我没有把音乐当成工作,或者当成什么理想,因为赚不到什么钱,你无法因此获得期待。

但后来,当我们拒绝了一切之后,发现只有音乐是我们不能拒绝的。

2004年我开始写歌,到2008年间没有任何演出机会。2008年我和阿茂成立了五条人,第二年,我们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县城记》,开始四处演出。

当时,我和阿茂拿着中国地图,画巡演路线,一条是沿海路线,一条是内陆路线。我负责收钱,阿茂负责联系场地。广州是我们的第一站,门票是30块钱。

在一些没有livehouse的城市,我们就联系书店或者咖啡馆。老板们都很热情,但到了现场时,发现没有调音师,只能我唱歌阿茂调音,阿茂唱歌我调音,能出声的只有“一条人”。

有次在酒吧的演出,演到一半发现音响没声音了,我和阿茂找了半天,最后发现插排上的电源被拔了,一位顾客正在给手机充电。

每个城市观众都不一样,在广州有一百多人,在重庆时,台下还有十几个观众,等到了成都,台下只有4个观众。

通常,演出场地会和乐队按照比例分门票收入,但有的时候门票卖得实在太少了,老板们就把演出费全给了我们,还有不少老板请我们吃饭,甚至让我们住到他家里,还能省出一些住宿费。

第一次巡演我俩跑了十几个城市,最后每人赚了80块钱。

很幸运,我们的乐队从一开始就在盈利,从来没亏过。

参加《乐队的夏天2》之后,我们有忙不完的通告,节奏一下子就快起来了,但其实我们以前就有过快节奏的阶段。

我们尝试过“自杀式巡演”,就是安排一周去五个城市巡演的节奏,甚至还想过一周内全部演完。一是为了省钱,更主要的是我了解到一些国外歌手的巡演行程安排很密集,我记得有一支乐队30天演了29场,一直演到乌鲁木齐。

他们对自己这么狠,我们也想试试。

在青岛的时候,鼓手先扛不住了,心脏难受,赶紧送去了医院,我和阿茂接着演,最后是在武汉和鼓手汇合的。

很多年后,才有人告诉我,国外乐队之所以对自己那么“狠”,是因为人家有后勤保障,人家有团队,不像我们,都是自己干。

图片 2022年五条人在长沙livehouse的专场演出。图/网友米野驴微博

在街头摆摊的时候,大家就讲究先来后到,所以在音乐节上我们从来不争演出顺序,当然,我们也想制定规则,但不是为了破坏规则而去制定。

音乐节上,我们看到场地附近有烂尾楼,就会临时加唱一首《烂尾楼》;在后台看到有人在打麻将,就在唱《热带》的时候,把麻将桌搬到舞台上去,让四个人在舞台上继续打麻将。

乐队在排练和制作过程也是充满了变化的,而不是按部就班地做一个框架,大家就不动了,我们是开放的,合作中遇见了有即兴能力的乐手,也会为他保留现场即兴的空间。

做音乐要懂规则,但也要懂得游走在规则之外。对我来说,每一次创作都类似于去打猎,就像走进了一个充满危险的、未知的地方去碰撞,如果我很清晰地预设到路线、怪物的位置,那就没意思了,我连出发都不会出发,对吧?

举例来说,在写《地球仪》的时候,不到一个小时就写成了,歌词是我之前写的一个小故事,副歌旋律和歌词“我想今夜我喝多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为什么你还是滴酒不沾,为什么你还是铁石心肠”是瞬间想起来的,还有《我的头发就是这样被吹乱的啊》也是。

也有改来改去,搁置了很久才出的歌,比如说《烂尾楼》《一半真情流露,一半靠表演》之前一直改旋律,很久才发出来,这不会让我觉得消耗,因为不是必须要在当下完成它。

参加《乐队的夏天2》前,乐队在创作上遇到了瓶颈,瓶颈大到可以开过一辆卡车。

但瓶颈大,我们的瓶子也很大。是创作,就会遇到瓶颈。

松弛是可以装出来的

很多人说喜欢我身上的那种松弛感,但松弛感是可以装出来的。

我在《乐队的夏天2》和《披荆斩棘2》两个节目里的状态不同。有一个原因就是在《乐队的夏天》里,有很多熟人,大家可以一起喝酒,之前在音乐节和livehouse碰到对方,也常喝酒。即便不认识一些乐队,也听过对方的音乐,知道对方是什么样子的。

但在《披荆斩棘2》里不太一样,有一些不知道你是谁,即便知道也没听过你的音乐,职业身份和经历不同,也存在一下子记不住所有人名字的情况,必然会有社交场合上的尴尬。

我不怕尴尬,比如说几个人在饭桌上,突然间没话题了,我会停在那看沉默要多久被打破,我可以打破它,但会刻意不打破它。

人在陌生情景里紧张很正常,紧张是一种心理反应。

我在石牌村住的时候,半夜睡不着就去地铁口里找那帮流浪歌手,他们聚在那唱歌,一个人我都不认识,大家一起聊天,吉他从每个人手里传过来,到了我,我就弹一段。包括我摆摊要马上跟陌生人聊天,都不会紧张。

但紧张其实挺好的,它会提高我们的警惕。在演《世界第一等》的时候,任贤齐、吴卓羲、张峻宁在吊起来的钢架上彩排的时候,钢丝突然间晃了一下,我看见非常紧张,到了演出那天,我也特别紧张地看着,很担心,所以我唱得没有彩排那天好。

我听朋友说,足球运动员梅西至今参加比赛前都会紧张,但不影响他是一名出色的运动员。

我现在去音乐节演出不会紧张了,但是会特别期待,特别兴奋,它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

从2008年开始,我和阿茂每年春节都会回海丰办一场“五条人回到海丰音乐会”。初衷是不想在家走亲戚,想找点乐子。

一开始只有朋友买票来听,后来越做越大,到了2015年,我们在一个空地搭了舞台,来了将近一千个人,还有安保来维护秩序。

为了这一天演出,我们大年三十都在开会。我哥会给家里人买票来听,每年都能赚点压岁钱出来。

五条人的音乐属于海丰,但不仅仅属于海丰。

《地球仪》里有一句歌词是“沙漠中的摇滚乐冲出了沙漠”,也可以把它类比为五条人和海丰之间的关系。我写的时候想到的是非洲马里的一支叫Tinariwen的乐队,“Tinariwen”在塔马舍克语里意为“沙漠”。我很喜欢他们的音乐。有一次我去香港演出的时候,在地铁上看到了这支乐队的照片,他们穿着长袍,拿着电吉他,在沙漠里演奏。

我后来在我们的歌里有意加了包头话、长沙话、粤语、泰语,它们分别和故事场景结合在一起。因为我更愿意听到不同声音,就像街头上和电影里,声音也是一种表演,字正腔圆的发音会把一切给抹平。

我们原本计划要开一场万人演唱会,但是拖到了现在还没开。

万人演唱会,如果不算上世纪80年代的唐朝和黑豹,近十年来好像就只有新裤子、重塑雕像的权利、五月天这样的乐队实现过。

接下来还会有五条人。大型演唱会要求跟灯光、舞美等各方面配合上的精准,对我们来说又是一场新的冒险。

此前,我从来没有尝试过唱跳,背着20多斤的手风琴跳舞,不方便。

在《披荆斩棘2》的舞台上,我试了一下,很难,记下走位就忘了歌词,记下歌词又忘了舞步。

图片 仁科在《披荆斩棘2》二公舞台上表演了《马》。图/《披荆斩棘2》官博

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练习,跳来跳去耳返还是会掉,我只能换成定制版,这比乐队排练难多了,我会想,拉上阿茂一起练的话会怎么样。

在第二次登台表演前,我提了建议,希望有可以喷火的手风琴或模拟“时光倒流”的舞台效果,但被拒绝了。

导演曾经问过我,来到节目和哥哥们一同学习、排练最终完成舞台表演后,有没有觉得达成了什么人生目标?

但我不是这样思考问题的,我来到那里,和他们玩就是玩,聊天就是聊天,唱歌就是唱歌。

那一刻只是想玩、想聊天、想唱歌,没想过人生目标。

作者:殷万妮(chinanewsculture@126.com)
编辑:胡克非
运营编辑: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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