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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来自 區區500元先生 的豆瓣帖子 五条人答问2011，未找到原始出处
陈培浩：用海丰话唱民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时候觉得用家乡方言唱民谣是一种可以走得很远的方式？
五条人：在2003年左右我们开始用海丰话写歌。应该说，用母语唱歌跟用母语说话一样，本更理应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是大家“被普通话”之后，用家乡方言唱歌倒成了一个“另类”，但这种事情不能细想，想下去就跟全世界都过不去了。
不知问题中“是一种可以走得很远的方式”是指什么，如果是说五条人的演出路线，那确实走得够远的了，北京上海云南香港台湾……，如果是指创作上的，或者五条人的知名度扩大方面的，这个我们没想那么多，用母语唱民谣，就是用自家的米煮自己饭，就那么简单。
陈培浩：选择家乡话这种形式，是否包含了以语言“寻根”的人文思考在里面？
五条人：一点都沾不上边，五条人正青春得波澜壮阔！
陈培浩：有人说，五条人的民谣，就如一部音乐化的“侯孝贤电影”，当你们用方言的形式，并且把着眼点放在小县城的具体事物时，是否其实是受到了侯孝贤电影的影响？
五条人：一位艺术作者的作品会跟他以前的生活经历相关，这是肯定的。我们来广州之前生活在南方的县城，后来进行音乐搞创作时，自然从最熟悉的题材写起。我们从侯孝贤的电影里看到，乡土台湾和县城海丰，在很多方面都相像得不得了，连爆粗口的口吻都一模一样，亲切啊！有感觉当然就会受影响。不过对我们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的作品和人太多了，估计有些东西把我们影响了，自己没发觉的都很多。
陈培浩：有人说，贾樟柯的电影《小武》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发现和表达了县城；是否可以说，五条人的《县城记》也是中国音乐中第一次发现和表达了县城？你们如何看待《县城记》和《小武》的联系？
五条人：是不是第一，我们是没办法知道的，但这也不重要。很多人都有县城生活的经验，但是我的县城，和你的县城并不一样，所以一个人只要去写自己的《县城记》，都可以是独一无二的（作品好坏是另一回事）。如果非要说《县城记》和《小武》有什么联系，那大概就只能说：都在写生活中具体的人和事，而没把他们概念化。
陈培浩：用方言，唱县城，这两者都特点鲜明又有诸多限制，这两个特点，是阶段性的选择还是会是一个持久的选择？
五条人：方言不是目的，“县城”也只是我们创作题材中的一种而已。一个想法出来后，用什么样方式更能到位地表达它，才是我们要考虑的。在《县城记》里，《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这首歌我们就是用普通话唱的，因为歌里的故事发生一个普通话横行的广州。
陈培浩：你们一直是做民谣的，你们是怎么理解民谣的，民谣作为一种音乐表达的方式能表达哪些特别的东西？
五条人：民谣应该做到表达“不特别”的东西。
陈培浩：汪峰有个说法，他说摇滚不是从乐器形式来界定的，而核心是“反抗”，即使是轻音乐也可以是摇滚，民谣可以是摇滚的一种，你们怎么看？
五条人：摇滚不是从乐器形式来界定的，跟议论文不是用打印机来界定同个道理。民谣和摇滚是有些混淆不清的地方，鲍勃·迪伦的音乐就是一个例子。在这里可以推荐台湾的张铁志先生的两本书：《声音与愤怒——摇滚乐可以改变世界吗》和《时代的噪音》，它们是适合非音乐爱好者阅读的，张铁志在广州举办《时代的噪音》一书的发行讲座时，我们是演出嘉宾，用了两个破音响唱了几首“不反抗”的“噪音”。
陈培浩：《县城记》的歌词让人印象深刻，可以让很多诗人汗颜，你们是否阅读现代诗歌？题材来源当然是俯拾皆是的鲜活县城经验，但是在将这种经验形式化过程中你们觉得受惠于哪些因素？
五条人：诗人见过一些，可惜还没见到一个“汗颜”的。我们对现代诗歌没什么认识，今年八月份参加一个叫“碧山丰年祭”的活动，来了好多著名诗人和评论家，没一个名字是不陌生的，当然他们也不知道五条人，这样的好处是双方都用不着恭恭敬敬，挺好。关于第二问，五条人的歌词就是描述或借机虚构我们自己所了解的乐乐哭哭的生活，谈不上什么受惠，这种生活体验谁都有自己的一套。如果你往乡里去呆几天，那些阿公阿婶的一言一语，那种“野生”程度，足以让我们“汗颜”得一塌糊涂。
陈培浩：你们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荣誉，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获得承认对你们的音乐有什么影响？包括好的和不好的。
五条人：没什么影响，生活方式和状态跟以前几乎一模一样。需要说明的是，没多少人知道五条人，实际上那些在世界上鼎鼎大名的音乐人、作家，对绝大部分的中国人来是说都是完全陌生的，这没有问题，他们有自己的事情要忙，要养家糊口、要评级什么的，小文青们在一个小圈子内待久了，一不小心就会自作多情！
陈培浩：在《县城记》之后，你们在音乐上有什么新的想法？
五条人：马上就做第二张专辑，大概有20首歌，比第一张专辑有某程度上的超越，里面有一首歌叫《一些风景》，听过的朋友都很喜欢，大概会在农历年底发行，相当值得期待！
